• 当前的金融体系处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突破口
    发布日期:2019-06-08 07:08   来源:未知   阅读:

  近期银保监会几度发声,强调稳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当前国内外形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谈判的艰难程度,以及美国一意孤行的关税保护行为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但近年来中国对于单一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已经明显下降,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和走向关键还是要看国内的改革,其中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稳经济、强经济、兴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保障。当前金融领域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当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本质关系和关键问题,但是在找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口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通过定向降准、全面降准、以及各种SLF、MLF、TMLF等信贷工具的调节,释放了大量流动性,但从“宽货币”到 “宽信用”的传导仍不顺畅,资金或者滞留在银行体系内,或者配置到短期的融通领域,甚至出现套利,而非中长期的生产项目领域,资金的配置效率有待提升。

  当前中国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是结构性的,对于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传统产业这“三类企业”来讲,融资相对便利,融资成本较低。而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新经济这“三类企业”而言,则长期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三类企业”的融资难体现在银行贷款难、发债难、上市难、2018香港管家婆彩图准确资料,获得风投难。

  贷款难。由于商业银行自身的风险偏好、审批流程以及贷款追责机制等其他体制原因,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都很难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获取足够的资金支持。在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角逐中,商业银行更偏好于单笔贷款金额较大的大型企业,能够抵消其较高审批成本;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对比,商业银行更偏好于具有国家信用作为隐性担保的国有企业;而相对于传统有硬资产、稳定现金流的工业企业,一些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等新经济产业,通常要么缺乏足够的硬资产抵押,要么未来现金流不稳定或难以准确预测,与商业银行传统的审批条件比相符合,也很难获取贷款。

  发债难。中国债券市场以机构投资者为主,其对于债券的安全性要求非常高,远远大于其对于盈利性的要求,与大企业或国有企业相比,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债券评级较低,对于机构投资者的吸引力不足。不仅如此,当市场出现恐慌情绪时,机构投资者对于安全性的过度关注,会导致债券市场定价机制失灵,非金融企业信用债的收益率即使大幅提升,也无法避免发行推迟或发行失败。

  上市难。当前主板、创业板和中小板对于公司上市前三年的财务情况、经营状况、公司治理等均有明确要求,很多新经济企业都无法满足净利润等财务门槛,很多类似于京东、微博这样有潜力的企业就会被拒之门外。即使符合财务要求的企业,也要面临复杂的上市程序,比如材料受理、分发、见面会、问核、反馈会、预先披露、初审会、发审会、封卷、会后事项、核准发行等多个环节。2017年,IPO企业从发行申请受理到完成上市,平均审核周期在15个月左右。实际上,一般企业为了更好地达到相关的要求,保证IPO顺利通过,在上市前的培育期往往要比上市所需要的时间长得多。科创板的推出对于缓解新经济企业的上市难问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获得风投难。与间接融资相比,能够适应企业不同阶段融资需要的天使投资、VC投资、PE投资、并购投资等私募股权基金规模仍较小,在规模上还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截止2018年12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规模7.71万亿元,仅占银行贷款余额的5.5%。

  三类企业的融资贵问题,与中国金融体系的供给结构有着直接关系。对于企业而言,直接融资的成本小于间接融资的成本,但中国间接融资仍远远大于直接融资。近几年来,中国的直接融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间接融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但是从绝对量上,间接融资比重依然远远高于直接融资。2018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中,间接融资占比依旧占八成左右。

  在间接融资领域,银行信贷的资金成本小于民间信贷、信托产品、P2P、高利贷等渠道。但三类企业按照商业银行目前的信贷制度,很难与国有企业或大型企业竞争获得信贷支持,只能转向民间信贷、P2P、高利贷等渠道,以更高的成本获得融资。而信托、P2P以及其他资管产品,在承担中介风险的同时,也提升了风险溢价,抬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起点到终点,一公里的路程,绕了九十九公里后,虽然也到达了终点,但也损失了效率,增加了成本。

  当前金融领域存在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新经济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还有着更深层次原因。

  第一,我国的金融体系还停留在服务于工业经济的时代。当前的金融体系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好地支撑了我国工业企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高速增长提供了良好的金融保障。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从经济的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但是我们的金融体系,依然停留在服务于工业经济的时代,更偏好于有重资产抵押的工业企业。只有金融的发展和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才能把相应的资金引流到适合的产业领域。如果实体经济已经转变为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新经济企业为主,但是金融体系还停留在服务大企业、传统企业的话,金融领域的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根本的解决。

  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但是当前的现状是“惠而不普”。对于能拿到普惠金融贷款的企业,融资成本确实是很低的,但是按照1000万以下的企业定义为小微企业计算,普惠金融能覆盖的民营企业还十分有限。实际上,在实体经济领域,我们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优秀的企业,比如华为、大疆无人机都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但这种市场化的思维在金融领域的渗透还远远不够。如果实体经济的发展和运行是不能计划的,那么“金融计划”的思想也是不可取的,普惠金融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

  第二,我国金融资源并没有建立起市场化配置的机制。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时,银行在风险可控情况下的决策,应该是把钱贷给愿意支付更高价格的企业,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但是现实中,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低利率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或者有硬资产抵押的企业,但是更不愿意把这些钱以更高的利率贷给一些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银行不理性,而是恰恰是银行的理性选择。由于银行自身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定价能力、信用评估机制,经济上出于对于不良率的控制,体制上出于免责因素的考量,银行的“理性选择”却造成了现在资产配置扭曲的问题。

  第三,金融领域在资金供给、市场化定价方面存在着供给抑制。比如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抑制了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能力。当前中国中小银行和大型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11.5%和13.5%,远远高于国际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用170万亿的存款余额粗略计算,央行通过存款准备金冻结了高达20万亿左右的商用银行可用资金。企业过高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能力。在市场化定价方面,当前的利率改革完成了上下限的放开,但是市场化利率机制还没有完成,仍存在基准利率与市场利率并存的利率扭曲现象,价格管制依然对银行信贷形成约束。资金的定价不能反映实际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必要的风险溢价水平。

  再比如,新股上市发行对于市盈率的惯例约束,干扰了上市发行市场化的定价机制。自2014年6月资本市场新股发行重启之后,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能出于保护中小投资者、提高批文成功率等多种因素的考虑,市场形成了上市公司发行市盈率最好不要超过23倍的惯例约束。但从新股发行上市后的涨幅来看,2014月6到2018年12月新股上市后3个月的平均涨幅都超过160%,1年后的平均涨幅也在120%以上。同期,大盘从2014年6月到2018年12月仅上涨了20%。类似的,缺乏适当的退市制度,也会抬升了市场的投机炒作氛围,干扰市场定价。

  第四,金融产品创新领域存在着供给抑制。当前,银行信贷产品同质化严重,中小型银行与大型银行的定位重合,没有很好的体现出专业化、区域化或差异化特点。自2011年以来农村商业银行每年新增家数,超过了120家,增速最快,目前已经超过了1200家。但从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和业务竞争力来看,与庞大的机构数量远远不相称。

  很多城商行、村镇银行在风险管理、业务能力、公司治理方面都弱于大型银行,风险偏好比大银行还低,没有充分发挥决策机制的灵活性、审批效率,以及对于地方企业的经营状况、征信情况等更为熟悉的区域优势,缺少有效的、差异化的产品供给。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过于追求区域覆盖率,盲目扩张或多元化,或者低效率的扩张,造成了目前机构数量多规模少,产品多特色少的现状。

  金融缺乏创新产品的另外一个重点原因是很多机构都在等顶层设计,而是忽略了基层创新,但是金融领域的很多风险往往就来自于自上而下的总量调控和行政规划。银行在过去四十年中,金融产品的设计、审批流程、风险控制机制等,是和工业时代的企业相匹配的,现在的金融产品创新为什么不行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银行并不了解新经济企业,对于新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产业等新的发展规律、经营方式和财富创造方式研究还不够深入,不了解客户的需求,就很难做好基层的金融创新。

  (四)完善自治区科技创新基地评价考核体系。根据自治区科技创新基地功能定位、任务目标、运行机制等不同特点,确定合理的评价方式和标准。自治区重点实验室重点评价原始创新能力、科学前沿竞争力、满足自治区重大需求的能力;自治区工程研究中心及企业技术创新中心等重点评价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对行业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及各类孵化器、众创空间等重点评价科技创新条件资源支撑保障、创新创业服务能力。对各类基地的评价要有利于人才队伍建设、能力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与评价结果挂钩的动态管理机制,坚持优胜劣汰、有进有出,实现自治区科技创新基地建设运行的良性循环。(自治区科技厅负责)

  曾几何时,娥跟屋苑里出名的靓太甘太亦非常友好,无奈甘太竟误会娥偷掉她的赞石介指,娥自问贪小便宜,却绝不会做出偷窃之事,娥一气之下,反过来指甘太背夫偷汉,吓唬甘太要把她丑事宣扬出去。甘太自杀,娥担心是自己泼妇式恐吓所造成,于心不安,因此对甘太好友小曼回来报复、挑拨是非,也就格外容。其间,娥亦与嘉、香一齐八卦查探甘太自杀之谜,希望一洗心中的内疚。

  首先,要完善金融的供给体系,改善金融供给结构,让专业的机构做专业的事情,满足不同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是规模上的区分,也不能是简单的用机构的数量和资金的方式来区分,而是突出金融机构差异化的服务能力。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不是指有大银行、中银行和小银行,而是要建立起服务不同类型企业的特色银行。

  对于大型银行而言,需要提升在管理成本、信贷审批制度、金融科技融合等领域的转型升级,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优化线上贷款流程,提高服务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新经济企业的能力。对于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注重专业定位、区域定位,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机制灵活的特点,专注于中小微企业。放宽民营银行、直营银行的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其机制优势和金融科技的优势,整合交易记录、客户评价等数据,创新信贷评价体系,为小微企业、个人提供差异化、便捷的金融服务。同时,鼓励支持发展天使投资、PE投资、并购投资等股权投资基金,满足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融资需求。

  其次,放松不必要的金融管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时候,如果一味追求把资金给想要的人,这是福利经济和计划经济,把资金给适合的人,才是市场化配置的思维,相关政策的推动也要看是不是尊重市场的规律。如果以一家银行有庞大的机构组织和人员设置,很难覆盖小微企业的调研和跟踪成本,则不应该通过承担政治任务的方式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而是应该需要自下而上建立信用评估机制和风险定价机制。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有些政策看似短期达成了目标,但是很难持续,长期来看,还可能蕴含风险。

  刑事立案无果。但冀家觉得仍有机会。吴贤德说,冀家要求不高:希望律师通过法律渠道要到钱,把卧床在家的冀中星送去医院继续治疗。

  第三,放松金融价格管制,让资金能够反映实际的供需关系。市场的核心就是通过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如果价格机制失灵,就会导致总量资金充裕,但是结构性不平衡。放松金融价格管制,推进存款和贷款利率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让资金反映实际的供需关系,也有利于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缓解融资难问题。

  第四,深入研究产业发展动态,把握新经济企业的创造、生产和经营规律,激发基层的金融产品创新活力。比如在工业化进程中,企业的厂房、设备、原材料等是重要的资源,但在当前新一波产业创新的起点,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技术,以及科技创新人才成为了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核心资源。不仅如此,很多基于大数据、客户流量、IP积累、口碑评论、社交平台等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是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比如对于知识产业的经典著作、文献档案、传播模式、影响力,文化娱乐产业的IP、院线、体育俱乐部、赛事、口碑评论,信息产业的数据积累、互联网平台、社交网络等等,都是新经济产业发展的核心资源。

  同时,新经济产业在发展和经营方面有很多新的特点,比如业务模式可以是向一部分人免费,向另一部分人收费;可以是先免费、后收费;也可以是一种服务免费、另外一种产品或服务收费等等,这些新的特点对于金融产品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通过产品创新或金融科技等方式,将新经济企业的“新核心资源”和“新经营模式”纳入到信贷评估体系,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新经济企业的融资需求。

  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高储蓄提供了低廉的资本。目前,高储蓄红利出现递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未来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让资本红利再次显现,服务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本文由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刘哲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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